Category 千赢国际老虎机

张之洞的学问怎不如福泽谕吉管用

晚清中国,在学问上声望最高的官员,既不是科举落榜生袁世凯,也不是一生没留下一本像样著述的李鸿章,而是准状元郎、官至总督的清流领袖张之洞。
政见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进。品性上,清廉自律。学问上,著述颇丰。在很多读书人心目中,是官学双丰、时代大师级人物。

就政治派别而言,张之洞总体属于晚清洋务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务比李鸿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论水平也高于李鸿章。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多干吏,理论不成体系,而洋务派中唯一像模像样的文字东西,是张之洞作品《劝学篇》。
《劝学篇》主要写了什么?其中心思想可用书中一语概括——“中体西用”。何谓“中体西用”?张之洞在《劝学篇》阐述得比较清楚,即:在中国传统政体政教不变的情况下,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强国。
具体说来,什么是“中体”?那就是帝制儒教。坚持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坚持传统国家核心价值观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则主要指欧美“火器”,坚船利炮,先进的军事装备。
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他在国内圈了大量的粉丝。其中不乏一些学术达人。比如,张之洞帐下有个幕僚名唤辜鸿铭,是个翻译家,精通多门外语,号称学贯中西,但却是“中体”的坚定维护者。后来清廷被推翻后,他坚持不剪辫,以“小辫学者”著称。
辜鸿铭喜欢辩论,可谓张之洞手下的“首席辩士”。作为能言善辩的“文化怪杰”、香帅的拥趸,辜鸿铭不遗余力地为“中体西用”之“洞见”鼓吹,留下了不少辩论“佳话”,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访清国,南下拜会张之洞,香帅令辜鸿铭随同出席,并令辜将他的成就——儒教经典教材《论语》英译本送给伊藤博文。张之洞和辜鸿铭本以为,收到此礼的日本客人会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却对辜鸿铭一通抢白:
“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喜欢辩论的辜鸿铭并不感到难堪,顺势反弹: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听了,一时无言以对。
这段舌战辜鸿铭引以为得意的辩论胜例。伊藤博文虽然纵横天下,可辩才不及辜鸿铭。从形式看,的确是辜鸿铭占据了上风。但从本质上分析,辜鸿铭的辩词,却是明显的诡辩。把孔子之教与“三三得九”的算术混为一谈,有典型的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学,甚至不是社会科学,除了发挥教义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学的龙鳞。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并论?如果说孔子的理论是永恒的,那么坚持孔子理论两千年的中国应该长盛不衰才是,怎么被放弃儒教的蕞尔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呢?!
张之洞、辜鸿铭的“学问”到底管不管用,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甲午战争爆发前,身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对大清战胜日本非常乐观,“小日本、穷日本”是他的日本观。为此,他曾向急于求战的光绪皇帝提出不战而胜之计:“只要我们召回公使禁止对日贸易,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就会陷入穷境。用不了一年,他们就会不战自乱。所以我们强化海禁就够了。”
事后证明,张之洞之计,就是个笑话。
有人评价张之洞是个巧宦,劝学也不过是投机、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来,张之洞的劝学更像东施效颦。因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学者出版了同名书作《劝学篇》,二人“撞书”了。
不过,却不存在抄袭问题,而只是暴露水平问题。因为日本的这本劝学,不仅对东方国家学西方之本厘清,而且还把东方“人的近代化”说得通透。
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现行日本最高面值纸币:一万日元上的老人头——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比张之洞大两岁。出身士族。与张之洞不同,福泽谕吉虽是一位士人,却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没任什么官职,但这却成为露脸的事。因为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独立。
福泽谕吉的初学是汉学。他的父亲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汉学家。福泽谕吉出生时,父亲刚刚得到了一部名为《上谕条例》的汉籍,于是给他起名“谕吉”。福泽谕吉家学渊源,少年时除了《史记》《汉书》《战国策》之外,曾经读过十一遍《左传》。但最终他对汉学却“恩将仇报”。自青年时代开始学习“兰学”起,他就对汉学产生了疑虑,尤其25岁时游历欧美之后,就成为彻底的西学者。
1885年,五十岁的福泽先于张之洞十年,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见识之深刻后者望尘莫及。
比如对民权的认识,张之洞认为万万使不得:“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而福泽谕吉则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
还有对做官的态度,张之洞以为是青云之志,而福泽谕吉则认为,要紧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个人独立:“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福泽发表《劝学篇》时的日本虽处维新之中,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就是要给年轻人打个样,“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犹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他认定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把东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归结为孔子儒教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就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轻人能从这种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显然,福泽谕吉对传统儒教是持排斥态度的。他称儒学系东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脱离实际的学问”。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抛弃汉学与儒教传统,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说,“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实用知识就是洋学,即西方科学。他大力提倡学习的西洋科学,与张之洞不同,其科学含义并不局限于科技,而是涵盖社会科学,相比数理化,福泽对法学、社会学等西学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受他影响,明治政府维新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干。这个“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层建筑方方面面。
坚决不做官、做独立榜样的福泽谕吉将著书办学办报视为自己三大事业。如今有着“亚洲第一私立学府”之称的日本庆应大学,就是他在1858年时创办。现在日本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产经新闻》,也是由他在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合并而来的。
福泽谕吉的办学宗旨是“独立”。庆应大学的校训是“独立自尊、笔比剑强”。
他的办报方针依然是“独立”。“独立不羁、不偏不倚”是《时事新报》公布于众的办报精神。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日本维新时代,教育家、报人福泽谕吉发挥了点石成金作用,用他的书、学校和报纸,催生了一批“近飞日本”的青年精英。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第1606篇·壁虎——往事之七十一

壁虎俗称歇了虎子,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或华北地区的称谓,科学上算是蜥蜴的一种。可我从小认为墙上趴着的壁虎与草地里出没的四脚蛇根本是两类东西。壁虎一到夏天,城市的老墙上随处可见,尤其傍晚时分,这些看着不雅的爬虫就慢慢布满墙上,等待送上口来的美食。
 
     
 小时候观看壁虎捕食是纳凉时的重要节目,搬了凳子坐在空场,仰头观望。一般路灯旁边的老房山墙上壁虎最多,多的时候一面墙上趴着十余只乃至几十只壁虎,基本上静止状态,一旦移动也是手脚麻利地并用,闪电般地动一下,然后又静止伺机。
 
     
 我观察捕食壁虎有时候觉得是与其比耐心。壁虎的耐心超常,很多时候纹丝不动,一直到你盯得眼睛累了,一眨眼的工夫它不仅换了姿势还换了地方。壁虎为了生计,练就绝杀技艺时还练就了耐心。这是人所不具备的,人如果有个绝杀技艺,一般都没了耐心。
 
     
 壁虎最让我童年不解的是,它居然能在光滑的玻璃上行走。夏天在家里有时发现窗户玻璃上趴着一只壁虎,肚皮白白的,四爪如同人手。我在很近的距离隔玻璃观察过壁虎,五爪的手脚与人相同,只是人家的好使,有吸附力,在垂直平滑的玻璃上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没有任何担心。我小时候永远幻想自己也有这样一副手脚,能够飞檐走壁,除暴安良。
 
     
 由于壁虎的爪与人的手脚相似,又由于它经常三肢落地一肢扬起,老北京有一句俏皮话,叫歇了虎子掀门帘——露一小手。这句话不能细琢磨,尤其不能半夜去想,如果情景再现,真有点儿恐怖片的意思。
 
     
     
     
     
     
     
     
     
     
     
     
     
     
     
     
     
     
   2018.10.29晨


河北邢台发现清代《宋氏宗谱》手抄孤本

新华社石家庄9月20日电(记者 范世辉)文物工作者近日在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十里铺村村民宋地财家中发现清代《宋氏宗谱》手抄孤本,为唐朝名相宋璟的三十二代孙宋孟鄰于清代光绪甲午(1894年)夏续修,距今已有124年。

《宋氏宗谱》为线装手抄本,谱中墨书清晰,排列工整,楷书字体苍劲有力。封面写有“温阳宋氏家谱”,首页写有“光绪甲午年钞”等。其详细记录了宋氏宗族的渊源谱系。因年代久远,宗谱纸张发黄,封面陈旧,有的地方已经破损。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处长李恩玮介绍,宗谱记载了宋氏家族在明宣德三、四年修谱的情况及清乾隆年间沙河县令赴浙江奉化续修族谱的简要历程。宗谱中显示,宋氏根在山西介休,第十一代迁至邢州南和,又迁沙河。南和有宋璟庙,墓在沙河。宋璟为宋氏第十四代,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拜尚书右丞相。授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李恩玮说,这部家谱时空跨度大、保存完整、脉络清晰,能传承下来实属不易,对研究一代唐相宋璟有极高的价值。另外,此宗谱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家族文化也有重要意义。

[编辑:陈海峰]

原标题:河北邢台发现清代《宋氏宗谱》手抄孤本


穷孩子考上北大然后呢?原生家庭是否会困扰他

原标题:考上北大,然后呢

2013年8月31日,北京大学,一名大一新生在北大迎新“绿色通道”内领到了爱心礼包。视觉中国供图2013年8月31日,北京大学,一名大一新生在北大迎新“绿色通道”内领到了爱心礼包。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8月30日,北京,120岁的北大在清晨秋雨中迎来了首批00后“萌新”。视觉中国供图8月30日,北京,120岁的北大在清晨秋雨中迎来了首批00后“萌新”。视觉中国供图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接通知书前,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扬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

“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大家“学着摄影、化妆、听音乐会”“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起来”,“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体包围,面对镜头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

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考上北大也没什么”。他仍相信,勤奋能改变一切——被北大录取后,他立刻买了成套的雅思教材,堆在狭窄的住所里。

邓风华希望崔少扬意识到,有一些“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北大的样子,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他不爱说话,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山路。下雨时泥会糊满脚,回家要赶紧刷鞋。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和饲料、铁锹堆在一起,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拍在脸上,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赚点路费。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平谷不错,和咱老家差不多。”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Word、Excel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或者是江苏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云流水,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还是“很紧张,觉得自己很差”。

徐森学力学,用他的话说,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上海交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一项研究显示,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邓风华参加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不敢主动发言,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说家庭不易,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和那个“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他记挂着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农村朋友。两人刚到北大时,一起去中关村买电脑,对方开朗地笑,说自己要做大事;等大二再见时,对方胖了很多,成绩也不好;大四临毕业时聚餐,对方苦笑着,“滑到底了”,同班同学很多出国,他回老家“随便找份工作糊口”。

邓风华也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件糟心的事。可仔细想想:自己5岁时被塞进姐姐的班级,每天来回走十几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10岁时住校,和40多个同学用一盆水洗脸;高中时说要考北大,父亲大笑着说,“你看看你家门前的山,你能考上吗?”

可真到了北大,即使他自己不想,外界也会告诉他,他们有差距。在他大一时,辅导员找到他,和蔼地建议,可以打网球,“这样能更好地融入同学”。

邓风华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他们确实是不同的。

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凌晨6点搬砖,崔少扬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儿了”。

崔少扬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辈子驻守农村的孙少安为目标,因为“他对家有担当,有守护”。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赚钱,还欠着债。为了凑够他去北大的开销,父亲这个夏天拼命干活,生怕下雨。崔少扬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干10多个小时,还坚信学习也是“守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是毛坯,卧室里没有书桌,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孩子们上学,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掰好后拿回家熏蒸,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烟气四散,熏得人睁不开眼,身上沾满烟油,衣服会黏在一起。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去县城当初中教师,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儿子出息,愿望水涨船高——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更安稳了。

这想法一直未变,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养猪,农闲时去搭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说,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种地(我)要哭了”。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稀里糊涂来了北大。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是“稀里糊涂”上北大的。他是理科生,公布成绩后,最钟爱的专业是北航的飞行器或者同济的土木工程。可他们高中学校从来没出过北大的学生,校领导找他谈话,老师也求他“冲一冲”。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来北大学了冷门的小语种。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他将目光投向课外生活,参加了不少社团。觉得这样离大家“都想要的那种生活”近些。

“那个蓝图是好的。可其实根本不适合你。”凌雄大一大二严重失眠,加倍地焦虑。

他还忙着创业赚钱。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他想富裕起来。可他发现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创业点子,要不一下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并不靠谱,要不就是被人提醒类似的项目早已有了。即使遇到一些感觉能赚钱的好项目,有的同学能拿出5万元投资,可他没有这种闲钱。

最终,他在大学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他借钱4万元买进茶叶,想卖给学校组织的会议和附近的餐厅。如今这些茶叶全部堆在家中,他不仅未能赚钱,还欠了债,父母帮他偿还了部分欠款。

邓风华说,过去相信成功学,觉得“不成功都是不努力”,可后来,他发现似乎还有一些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他在这种力量下觉得迷茫——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比如“要出国”“做很厉害的事”,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崔少扬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换来了这个夏天家里更多的笑容。他在高中时也设想过大城市的职场生活,可想象力有限,实在想不到白领的日子是怎样的。相对确定的只有本科毕业就工作,好为家里赚钱。

邓风华的想法是慢慢改变的,老家一个早早结婚的伙伴喝农药自杀,邓风华不顾家人的阻拦去他的坟前祭拜,想不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死。

后来,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农民工的儿时同学。对方和他说,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没攒下什么钱。如今工厂机械化,机器人取代了人,工资变得更低,他最近失业了。同学认真地问邓风华:“你学习好,我从小有问题就问你;现在你都在北大了,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邓风华想了很久,给不出答案。

在北大,有很多外力拉这些农村孩子一把。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北大的各类资助已能覆盖在校学生的基本需要,目前是进一步提供“非经济支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在陈征微看来,差距客观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比如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第一次谈成了合作——将留学生和英语口语能力欠缺的受资助学生们匹配,每周聚餐,给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

去年,她在资助中心“燕园携手”项目下,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学妹结成匹配对象,带学妹吃饭,绕着未名湖散步,给学妹学习上的建议,眼看着学妹从刚入学的胆小、害羞,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北大的生活总有退路。徐森内向,和别人玩不来,就埋头学习,因为“做物理本来也不需要社交”。他大二就去留学机构了解出国花销,发现仅仅是写申请文书就要收费3万元,加上考试培训和出国后更庞大的开支,自家“把房子卖了也拿不出”。结果他最终没能在硕士阶段留学,而是留在本校读研,打算到博士后阶段再公派出国。

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她原本有机会留在本校读研,可一年的学费要2万多元,而去另一所“双一流”高校,不但学费减免,还有可观的奖学金。她的父亲劝她继续留在北大,她说自己“不想再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了”,把电话那头的父亲噎得说不上话。

“我们作选择,很难不计成本,要考虑性价比。”严泽说。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放弃部分社交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舒服,很容易忘记困境。”这句话邓风华的理解是,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凿开缝隙。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长的地方。他回山里做访谈,发现很多小孩不自信。一些家长觉得孩子考大学不切实际,更何况“供一个孩子要10万元,要是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就赔了”。对于从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这种感觉他熟悉,自己读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对,姥爷把父亲叫过去,说“读书花钱不如把房子修修”。

“即使现在,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邓风华反思,自己家虽然穷,但父亲重视教育;可就在临近的村镇,一些家庭还坚信“穷就穷到底,政府好管理”,他们指望政府发钱养活,并不鼓励孩子读书。

在他看来,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这种局限。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可在他看来,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自己可能只是“走运到祖坟冒烟”。

在他家,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内,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

体校没有围墙,一天上5节文化课,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平时上课也没人管,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父亲想给女儿转学,可又缺钱,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可农村信息闭塞,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上万元。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就让她辍学。摆了几个月的小摊,她“心里空落落的”,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去登山、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农村仿佛不存在。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自我奋斗”的表达。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到家乡,去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一个月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

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了解她们的生活。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土坯房,刚2米高,阴冷又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他那时在县城读书,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尽可能多给他肉。当时他又黑又瘦,胡子拉碴。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变白净了,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对方淡淡的,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一个城市人了”。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 “小学时,老师嫌他年纪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逼他们收。现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邓父叹着气说,忧心儿子心气高,其实能像女儿一样,当个教师,朝九晚五,安安稳稳就最好。

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大四这年,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去的路上,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聊综艺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班里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没人回答;一个月,还是想不出;一年,依旧是沉默。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爷爷死了,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

返程的列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偶像被忘在了脑后。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责任编辑:黄晓冬


教孩子好好打扮 到底有多重要

身边有些妈妈,把精心打扮自己的孩子,看作是育儿的一大乐事,每天乐此不疲地给孩子搭配衣服,颜色一定要相称顺眼,款式一定要落落大方。

也有不少妈妈,自己不打扮就算了,也疏于给孩子打扮,甚至认为孩子还小,吃饱穿暖睡好才是正经事,每天花那么多功夫打扮,这是要给谁看呐?从小就让孩子爱美,就不担心ta变得越来越虚荣吗?

但其实给孩子打扮,和鼓励孩子追求美,跟虚荣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外在美和内在美,并不矛盾

重视外表,绝对不等于忽略内在。

网上曾经有个非常火的段子说:“最怕的不是别人比你优秀,而是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好看。”

在这个颜值就是实力的年代,最优秀的人,往往内在与外在兼优,气质与学识并存。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往往从内到外散发着自信的光芒,光是气场就能秒杀不少人。

说到这,有些妈妈可能要反驳了:“从小就让孩子臭美就是不正经!得把心思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乐妈想说,难道让孩子从小灰头土脸,邋里邋遢地,就能让ta更聪明、更优秀、更有自信?

显然不是!

孩子踏入社会以后,能不能赢到更多的机会,除了要有知识傍身,更需要有一个得体的仪表。同一个竞争机会摆在面前,在大家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毫无疑问那些仪表得体、气质优雅的人更能赢得他人的青睐。

而那些从小就被“心灵美才是真的美”这种观念洗脑的孩子,踏进社会后才坑爹地发现:外表不美,别人压根没兴趣了解你的“内在美”!

别让你的孩子,因为邋遢的外表而丢掉了体面

好好打扮孩子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孩子过得更体面。

曾经25岁的杨澜,在最落魄时,领悟了这个道理。

“你这个毫无素质的中国女孩!滚出我的家!”

纽约冬天的深夜里,25岁的她,在异国他乡里,就这样被房东吼骂着,赶出了家门。

起因是,洗完头发的她,坐在床上,一边吃面包卷,一边翻看报纸。这很是违反了房东原则。

房东莎琳娜太太是一个爱美却很苛刻的中年女人。

如果不穿戴整齐,就不准进入她的客厅,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必须涂口红,不可以坐在床上吃东西。。。这些都是她所谓的原则。

可在此之前,杨澜几乎从不打扮自己,更别提涂口红。

况且,二十五年来,她的妈妈一直告诉她,一个人的成绩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以貌取人。

白天的面试官,竟然以个人形象和简历不相符,而拒绝了她,这简直是对她二十五年人生观的侮辱。

如今的杨澜,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精致与优雅的气场,充满自信的笑容,也常常让人如沐春风。

正如她所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丰盛的灵魂。

我以前也不那么在意孩子的穿着,觉得要从小灌输给孩子一种观念:外表不重要,关键是内在。

有天女儿放学时,缠着我要买一条冰雪奇缘系列的裙子,想着就满足她心愿吧,就带她去商城,第一次给她买了一件特别漂亮、镶有蕾丝边的冰雪奇缘公主裙。她兴奋得呀,在我脸上亲了好几口,一整天都穿着裙子在镜子前比来比去。

第二天还穿着去幼儿园,放学回来后,她雀跃极了,信心满满说:“妈妈,今天同学们都夸我裙子非常漂亮,问是从哪里买的?”

我才意识到,孩子虽小,但也很意别人的看法的。

孩子会本能地希望身边的人欢迎自己、关注自己、喜欢自己。

而一个得体优雅的孩子和一个邋遢随意的孩子,从周围环境中得到的回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孩子以漂亮大方的形象出现在人群中,ta就能获得人们更多的尊重和关注。如此一来,孩子就会更热爱沟通,更善于表达,有更多愉悦的情绪体验。

相反,如果孩子的外表邋遢、衣着随意、不修边幅,ta会更多地体会到周遭环境的冷漠,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害羞、越来越自卑,久而久之甚至会害怕受到人的关注,宁愿安静地躲在角落里不说话。

所以说,将孩子打扮得精致一点、好看一点,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一个人,而是为了让孩子更自信,更勇于表现自己,获得更多人的尊重,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拥抱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好好打扮孩子,还能让孩子对美有更深的认识,对生活有更积极向上的态度。

审美要从小抓起,孩子容易赢

有的妈妈可能要说了:“我现在不打扮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再打扮ta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审美敏感期。

孙瑞雪在《捕捉儿童敏感期》中说:实际上成人的气质是由儿童期间的审美导致的,童年的审美奠定了人一生的审美倾向和生活品质。

也就是说,孩子长大后,ta审美水平和层次已经形成,再想做出改变,已经很难了。

打个比方,有的人就算穿一件几十块钱的T恤,也能穿出大牌的感觉。但是也有的人,即使穿名牌衣服,戴名牌首饰,却给人一种很廉价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审美能力对一个人的影响。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是个秀外内中的人,那么从ta小时候开始,你就要注意培养ta的审美能力了。

作为父母,希望我们在引导孩子拥有有趣灵魂的同时,也能鼓励培养他们去展示好看的皮囊。

与所有妈妈和孩子们共勉。

本文来源:太平洋亲子网


新任河北省纪委书记:来自中纪委的副部级干部

原标题:新任河北省纪委书记:来自中纪委的副部级干部

原任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梁惠玲赴中国红十字会任职后,该职缺已获填补。

据微信公众号“河北日报”11月3日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刘爽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和省纪委书记。

官方简历显示,出生于1969年11月的刘爽是辽宁营口人,1988年9月入党,1986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刘爽曾长期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历任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司二处二秘(副处级)、副处长、处长,人事司副巡视员兼二处处长、副司长兼二处处长、副司长、巡视员兼副司长等职,后转入纪检系统工作,先后担任中央纪委组织部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部长,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等职。

2017年1月,刘爽曾以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身份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上篇《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中亮相。

2014年3月成立的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的职责是,“监督检查纪检监察系统干部遵守和执行党章以及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国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情况;按照管理权限受理有关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负责问题线索初核及案件审查工作等。”

同样在2017年1月,刘爽以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身份在《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坚决贯彻落实“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履职尽责 作出贡献》。

刘爽在文章中写到:纪检干部处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最前沿,战斗在最前线,有些勇于担当、敢于碰硬的纪检干部就成了腐败分子人身攻击的目标、恶语中伤的对象,诬告陷害、打击报复时有发生。对于这些党的忠诚卫士,我们还要当好“护士”,深挖细查诬告人,严查重处,毫不手软,为好干部正名澄清,当好后盾。

2017年11月,刘爽任中央纪委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级),并于今年5月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级),直至此次履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河北省委常委班子近期调整幅度较大。

其中,原任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的童建明调任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河北省委常委高志立随后兼任省委秘书长,高志立原本兼任的省委统战部长一职由新任河北省委常委冉万祥兼任。冉万祥原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随后,今年10月底,原任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梁惠玲调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提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人选。而河北省委“戎装常委”韩晓东此前已调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助理。


习近平会见老挝总理

原标题:习近平会见老挝总理

来源:央视网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上海会见老挝总理通伦。

习近平对通伦来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表示欢迎。习近平指出,中老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我同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半年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就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要落实好访问成果。

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老要密切战略沟通,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推动务实合作优化升级,继续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确保中老铁路建设顺利推进,加强民生、救灾等领域合作,办好明年中老旅游年。要携手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通伦表示,很高兴来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去年11月成功访问老挝,对推动老中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意义重大。您访问时达成的重要成果及老中铁路等重要项目正在稳步实施。老方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实际受益,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老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巩固团结合作,加强协调配合,深化人民友谊,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会见。


90后任千亿国企高管 让我们惊讶的是什么?

原标题:马上评|90后任千亿国企高管,让我们惊讶的是什么?

西安高新,一家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的国企,近期的一次人事调整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该公司法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由一名“80后”担任,而两位新任董事皆为“90后”,一名出生于1993年,另一名出生于1995年——后者大学毕业仅一年。

面对舆论质疑,西安高新区财政局昨晚回应称,对3名管理人员的相关问题,经调查了解,未发现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社会关系。今天下午,该局再发声明,却“画风突变”,称已决定对该三人停职并启动相关法律程序。

一家大型国企,董事长兼总经理是80后,两名新晋董事,一个前年毕业,一个去年毕业。董事会七名成员,一水的80后、90后,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岂不怪哉?

虽说国企管理层年轻化是近几年的趋势,但如此“年轻”,未免过了头。这些从业经验缺乏,管理履历空白,甚至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娃娃兵”,何以能一步登天?由他们管着千亿资产的国企,能让人放心吗?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年轻高管没有“背景”,那么对于他们任命也是草率的,涉嫌违规。《西安市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担任国企领导人员应“具有在大中型企业中层及其以上管理岗位任职的经历,或具有在相应层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及其以上岗位任职的经历。”担任国企董事会成员,要“能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有较强的战略决策能力、改革创新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和知人善任能力。”显然,这些“娃娃兵”们,离国企领导人任职的标准,相去甚远。

对于“娃娃兵”任国企高管,另一种分析是,这些人不过是“花瓶”。因为西安有规定要求企事分离,即事业单位员工不得在企业兼职——高新区财政局的回应也提到这点。所以,就找了这几个年轻人来出面挂名,实质上仍由原来的领导掌管企业的运营。

这样的分析似乎更符合逻辑。一方面这些“娃娃兵”显然不能胜任其职务,另一方面,在一年时间里,西安高新把所有董事会成员全换光,全由80后、90后掌舵,即便管理层年轻化,也不可能如此激进。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无疑说明,在西安高新,所谓“企事分离”基本形同虚设。事业单位领导身兼两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权力与市场关系犬牙交错。如此,很容易出现灰色地带,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步登天的“娃娃兵”,一步到位的年轻化,西安高新的人事任免,背后玄机重重。涉事的三名高管虽已被停职,但真相依然不明,希望相关部门深入调查此事,早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黑龙江男子遭刺后夺刀反杀获刑 二审认为夺刀反刺系报复

原标题:黑龙江男子遭刺后夺刀反杀获刑 二审认为夺刀反刺系报复

事发现场监控视频。视频来源:受访者提供

案发是在2017年4月6日,在富锦市交警大队事故中队的走廊里,黄海龙和冯思铖为各自亲友的交通事故协商,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口角,冯思铖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将黄海龙腹部刺伤,黄海龙抢下尖刀后将冯思铖刺伤,致其当场死亡。

监控录像显示,从冯思铖掏刀捅向黄海龙,到黄海龙夺刀反刺冯思铖,最后被人拉开,整个过程约16秒。鉴定报告中,黄海龙腹部损伤构成轻伤二级,冯思铖被刺戳左侧上胸部肩关节前下方,造成急性大量失血死亡。

案发后,黄海龙赔偿冯思铖各种损失40万元,富锦市公安局赔偿冯思铖80万元。获赔后,冯思铖家属出具一份刑事谅解书。《刑事谅解书》中写明:我们认为,本起事件发生,冯思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认为黄海龙具备防卫情节,应当按照正当防卫来对黄海龙确定刑事责任。恳请人民法院对黄海龙给予最轻的处罚,判决黄海龙无罪或者缓刑我们也没有异议。

2018年4月,富锦市法院一审判决黄海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黄海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案件二审开庭时,黄海龙反刺是否是正当防卫,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黄海龙的辩护律师认为黄海龙有防卫意图,他在毫无预料和准备的情况下,被冯思铖捅了一刀,情急之下在死者肩膀部位由上往下划了一下。公诉人则认为,黄海龙夺刀后,现场多人拉架,力量对比,冯思铖已不具备侵害能力。

2018年8月27日,“昆山反杀案”在网络上引发大量讨论,让具有同样背景的“黄海龙反杀案”再次成为网络关注焦点。2018年11月初,距离二审开庭已经4个多月,妻子宋晓莉认为,丈夫黄海龙的案件与昆山反杀案极为相似,她坚信丈夫属于正当防卫,也相信法律,等待判决。 

2018年10月12日,富锦交通队内,事发时,冯思铖被扎后倒地的房间。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交警队里的凶杀案

富锦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位于县城繁华的向阳路上,对面是富锦市公安局。正门设有门禁,贴着办案民警的姓名和电话,并提示来访市民,“处理交通事故请提前与办案民警联系。”一名出租车司机介绍,交警队后面有个小门,事发前,前后门时常打开着,可以随意进出,“后来出事了,管得严了。”

去年的4月6日下午,案件就发生在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一楼的走廊上。

宋晓莉的哥哥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妻子开车接孩子回家,途中被一辆摩托车剐蹭,随后在追逐摩托车的途中,又与一辆宝马车发生剐蹭。摩托车主随后被带到交警大队,他和妻子随即赶往处理。

协商中,他接到妹夫黄海龙的电话。得知自己在处理事故时,黄海龙挂断电话,带着同桌吃饭的两位好友,一起赶往交通大队。此时摩托车主的亲友冯思铖,也已经在交警大队。多名证人证言显示,冯思铖案发前的状态是,“身上有酒味,走路有点晃。”

根据交警大队事故科辅警陈鹏在笔录中的叙述,他到单位已经有10多个人在走廊,还有一伙人在办公室内大声争吵,尤其是黄海龙和冯思铖争吵得厉害。后来两人均走出办公室到走廊,他距离两人有两米左右,在制止双方争吵时,冯思铖突然从身后拿出一把黑色尖刀,冲向黄海龙,他回到办公室找同事帮忙,再出来时,走廊里都是血迹,冯思铖已经倒在一楼的洗手池旁边。

案发的现场监控录像显示,两人站在交警队一楼走廊卫生间门口争执,冯思铖的朋友于海将两人拉开,并站在两人中间。18时54分44秒,冯思铖拿出刀,绕过于海右侧,上前捅了黄海龙。54分54秒-57秒,黄海龙已经夺下刀,对着冯思铖从上往下挥舞手臂。55分00秒,黄海龙被众人拉开,走回走廊卫生间方向。55分08秒,冯思铖也被人扶着走向卫生间,其走过的地面上留下血迹,55分32秒,冯思铖面朝下倒地。

从冯思铖掏刀捅向黄海龙,到黄海龙夺刀反刺冯思铖,最后被人拉开,整个过程约16秒,从画面看至少七人拉架。关于双方争吵的原因,与冯思铖同行的于海在笔录中讲述,是因为对方管事主要5000元,冯说3000元,对方不同意,冯说“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对方回他,“你是个啥,给你面子。”

黄海龙在笔录中叙述称,双方争执时,于海将他们拉开站在两人中间,此时冯思铖拿了一把黑色的刀出来说:“我攮死你。”然后冯拿着刀冲到他面前,用刀扎了他肚子一下。

黄海龙说,他随后用右手握着冯思铖手里的刀刃,另一只手拽着冯的胳膊。厮打至卫生间门对面走廊北侧,到靠墙位置时,从冯思铖手里夺过刀。“当时冯思铖还在用手打我,我怕他伤害我,便用刀在冯思铖前胸的位置从上往下比划了一下,当时刀扎没扎到他不知道,就被人拉开了。”

于海则在笔录中提出,黄海龙把冯思铖手里的刀抢过去,右手拿着刀,把刀举起来,从上向下朝冯思铖左侧前胸攮了一刀,左脚踹了冯思铖一脚。

由于黄海龙的肚子和手受伤出血,由同伴陈连新带他去往医院。陈连新向新京报记者描述,当时出了交警队后,黄海龙拨打了110,但没打通。他告诉旁边另一人拨打120,让120对冯思铖急救。

图为黄海龙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翻拍

黄海龙和冯思铖的县城轨迹

宋晓莉赶到医院时,医生刚对黄海龙的伤口进行初步的缝合处理,民警也准备将其带往派出所。宋晓莉回忆称,当时丈夫的状况很差,衣服穿到一半,肚子却越来越鼓,最后一咳嗽便是满鼻子的血。

富锦中心医院的出院记录显示,2017年4月6日22时22分,患者黄海龙以腹部刀伤三小时为主诉入院,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腹部为开放性损伤并失血性休克,弥漫性腹膜炎,右手皮肤裂伤。

鉴定意见则注明,黄海龙肚脐上方创口有3厘米,肚脐右侧手术缝合创口15.5厘米。手术中,腹腔内有新鲜血液约2000毫升,吸净后各脏器无损伤,评定为轻伤二级。冯思铖被刺戳左侧上胸部肩关节前下方,造成左侧腋动脉、头静脉完全断裂致急性大量失血而死亡。

根据交警大队事故科辅警陈鹏在笔录中的叙述,冯思铖及黄海龙走到走廊处争吵时,他听到黄海龙说“冯成子你别拿手指着我,冯成子说我指着你咋地,黄海龙你就有钱呗”。后冯思铖掏出刀刺向对方。

“他们两人此前并没有交集。”冯思铖及黄海龙共同的好友黄旭,对新京报记者称,两人彼此听过对方的名字,但并不熟悉,仅仅只是见了面会点头示意。“事发当时,可能冯是觉得黄海龙有钱了,不给他面子。”

事发前,黄海龙在富锦市做点小生意,日子也算稳当。自从丈夫黄海龙出事后,宋晓莉在婆婆和孩子同住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小床,平时三人就睡在一起。丈夫的卧室里还挂着两人的婚纱照,现如今,床铺已经落了灰,卧室也变成了杂物间。

同在富锦市,冯思铖过着与黄海龙不同的生活。富锦市公安局南岗派出所出具的黄海龙、冯思铖现实表现,证实黄海龙无前科劣迹,冯思铖因吸毒于2009年被强制隔离戒毒,因故意伤害罪于2014年8月被判刑。

事发时冯思铖43岁,是家中独子,无固定工作,已经和妻子离异。宋晓莉的哥哥同样认识冯思铖,他介绍,冯思铖外号冯成子,平时他们都叫他成哥。

案发当日,在现场的黄旭向新京报记者描述,认识冯思铖有10多年时间,冯思铖平时就有带刀的习惯,也曾提醒过别总带着刀,但对方并不听劝。

冯思铖的父母已年迈,母亲纪桂芬早年因类风湿导致双手变形,手指蜷缩着无法伸直,家中日常生活做饭多由老伴照顾。据同小区居民介绍,平日里与冯的母亲也时常交流,一年多来,关于她儿子出事,却一字不提。

2018年10月13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冯思铖的家中,其母亲纪桂芬并不愿多提,“这事已经过去了,我孩子已经回不来了,我们身体也不好,现在就是对付着活着吧。”

纪桂芬向新京报记者称,案发时,冯思铖的确有喝酒,但没有吸毒。那还是很早以前,他和朋友一起去了西昌,朋友在宾馆里吸毒,他才跟着一起学会了吸毒。“当时确实是我孩子带的刀,但他没有杀死对方的恶意,他喝醉了,最后六七个人把他按到墙上,可对方下去的刀,却是致命的。”

事发后,黄海龙家属赔偿了两位老人40万,而当地公安也赔偿了80万。纪桂芬认为,公安局所给钱款,是看他们两位老人有病,给出的生活补偿。“对方家属赔钱,那是他们心理有愧,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市里的,我们也出具谅解了。”《刑事谅解书》中写明:我们认为,本起事件发生,冯思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认为黄海龙具备防卫情节,应当按照正当防卫来对黄海龙确定刑事责任。恳请人民法院对黄海龙给予最轻的处罚,判决黄海龙无罪或者缓刑我们也没有异议。

10 月10 日,佳木斯富锦,宋晓莉在家讲述她老公黄海龙肚子被扎出血时哭了起来。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夺刀反刺者一审获刑6年

事发次日,黄海龙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在住院治疗两个半月后,被看押到距离富锦市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桦川县看守所。

2018年1月12日,富锦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黄海龙和冯思铖因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发生口角后,冯思铖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将黄海龙腹部刺伤,黄海龙抢下尖刀后将冯思铖刺伤,致其当场死亡。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考虑到黄海龙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提出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十至十二年有期徒刑。

黄海龙的辩护人则认为,黄海龙的行为属于特殊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他在毫无预料和准备的情况下,被冯思铖捅了一刀,情急之下在冯思铖肩膀部位由上往下划了一下(而不是捅向或刺向冯思铖),黄海龙的行为是为了阻止冯思铖继续抢夺刀具伤害自己,是防卫意图而非故意。

此外,黄海龙发现冯思铖受伤后,由于本人受伤,遂让身边的人拨打120,并拨打110报警,也体现了被告人不希望冯思铖受伤致死的救助心态,请求判定黄海龙无罪。案卷显示,案发后被告人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2018年4月,富锦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现场监控及证人证言均可证实双方发生厮打,黄海龙抢过刀后刺向冯思铖,实施了伤害行为,故对辩护人关于黄海龙属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判决认定,黄海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黄海龙在案发后拨打了“110”,视为自动投案,当庭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黄持工具伤害他人,应酌情从重处罚,考虑到冯思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被告人系自首,赔偿冯思铖损失,得到谅解,对黄海龙可减轻处罚。据此,判黄海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二审开庭:公诉人认为夺刀反击系报复

一审判决书下来后,黄海龙一家人彻底慌了。宋晓莉称,案件刚发生时,因为视频流传广,很多当地的媒体赶到家中采访,她都拒绝了,“我一直觉得他是正当防卫,官方的人也这么安抚我们,我们也一直相信法律,以为最多判个缓刑。”

宋晓莉告诉新京报记者,案发后她坚持丈夫是正当防卫不应赔偿,但当时听说如果赔偿,对方会出具谅解书,且对方毕竟死亡,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出赔偿,数额几经法庭调解,最后定为40万。

一审判决书中也提到,案发后,黄海龙与三附带民事原告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和解协议:黄海龙共赔偿被害方各种损失40万元,冯思铖家属对黄海龙谅解。

因不服一审判决,黄海龙向佳木斯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11日,该案二审开庭,被告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依然是主要焦点之一。

庭审笔录显示,辩护人贾霆认为一审认定黄海龙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黄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他表示,黄在十几秒钟时间里,先后被死者刺伤腹部和手部,且对方没有停止不法侵害。黄海龙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甚至是恐惧状态,如果要求他实施防卫的强度既有效制止死者的不法侵害,又能保证死者不受伤害,显然是强人所难,不符合现场的紧急情况。

对于造成冯思铖死亡的结果,他认为,黄海龙抢过匕首之后,朝着死者的左肩部刺了一下,刺中的部位按照正常人(而非法律人和医生)的理解也不是要害部位,只能说明是一种高度巧合。“少有人知道左肩下方、腋窝上方会有腋动脉、头静脉这些致命的血管在该处交叉或重合?”

法庭辩论部分,公诉人提出,黄海龙夺下刀后,现场多人拉架,力量对比,冯思铖已不具备侵害能力。私力报复,不能不计后果,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辩护人则表示,本案不存在私力报复,黄海龙不是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对冯思铖实施伤害,且只扎一下就停止。

“我是用手握着刀刃,才夺下的刀,当时周围的人还没有拉住他,冯思铖还想动手,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反击的过程不过两三秒的时间,怎么可能会想到报复。”二审开庭后,看守所里,提起庭上的公诉意见,黄海龙和律师说着越发激动起来。

2018年8月27日,“昆山反杀案”在网络上引起的关注,给了家人新的希望。昆山当地检方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时,周围亲友纷纷来到洗车行,告诉宋晓莉这个消息,“你看,这案子和你家的很像,黄海龙情节比于海明还要轻,他既没有追上去,夺刀反击的过程也不过两三秒。”

冯思铖的母亲并不这么认为,此前,她也在网络上看到黄海龙家属发出的反映材料,知道对方坚持正当防卫,但在纪桂芬看来,黄海龙被判故意伤害罪判刑六年,已经是从轻处理。“再怎么样,我孩子回不来,你就是判了几年,你有人在,实际它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你这个刀下去这么狠,不是故意伤害是什么,我们现在也不想说太多,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10月16日,距离二审开庭已经过去4个月的时间,黄海龙的家人再次前往佳木斯中级法院,询问二审宣判的进展,得到的回答仍旧是“再等等,会尽快判的,法院现在也很重视。”

10月18日,新京报记者联系此案二审承办法官,据其介绍,目前正在审理中。11月1日,佳木斯检察院表示,公诉意见已经在庭审中充分表达,案件宣判前不宜接受采访。

专家:与昆山案不同,本案存在多人拉架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认为,本案应属于正当防卫,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检方认为黄海龙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是在双方被拉开后的报复行为,“首先你怎么证明对方没有继续侵害的可能了,其次,检方得证明,黄海龙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已经明确得知对方不构成威胁。”

洪道德表示,本案与昆山“反杀案”都是持刀者被反杀,但区别在于,本案存在多人拉架的情况,且反击力度较昆山案轻。“根据现场视频,能看到黄海龙并不是在劝架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再继续伤人。虽然是有人拉架,但两人的双手都处于自由状态,可以击打对方。且本案中黄海龙只有反击一刀,如果蓄意报复,必定还会有第二刀第三刀。这就证明,他第一刀确实是在被完全拉开之前扎的。”

此外,洪道德认为,本案与昆山“反杀案”的另一区别,在于案发是在警方的办公地点,且当着辅警的面,从这点来说,“既然有辅警在,那么应该听辅警的,交由辅警处理。而在本案中,对方当着辅警的面对他(黄海龙)实施侵害,应当考虑环境因素,那他进行防卫反击是迫在眉睫的。”洪道德说。

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 黑龙江佳木斯报道


<友情连结> 大发老虎机黄金版 亚洲城娱乐官网 乐天堂fun88体育 John Petrolino 柑桔网址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