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果然很有料: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斗法那些事儿(图)


司马光的手段
不得不说,司马光“下手”不是一般地狠……
史料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同年五月,司马光回朝;同年六月,朝廷授予其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录门下侍郎的官职,让其主持朝政。同年七月,废保甲法;同年八月,废市易法;同年十月,废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废方田法;同年十二月,废保马法……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狠、狠、狠!
虽然司马光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但是,这样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毕竟,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言辞:“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四害未除,臣死不瞑目!”
这“四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差役法;选拔将领的“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
青苗法、差役法前面讲过,这里不再讨论,说说“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
严格来说,“将官法”并不是王安石发明的,而是范仲淹的“杰作”。
当年,范仲淹率军与西夏人开战,打仗前,范仲淹发现了宋朝军制的弊端(那个“敌人入侵后,官小的先出阵,官大的后出阵”的制度)。为了提高宋军的战斗力,范仲淹下令唯才是举,把部队分给六个将领指挥,让他们协同作战。
这个选拔制度,就叫“将官法”。
范仲淹虽然死了,但王安石变法时,觉得这个制度很好,就把这个制度保留了。结果,等司马光执政后,即使这个制度是利国利民,司马光也无情地将其废除了。
当然,司马光废除这个制度,也合情合理。毕竟,“将官法”严重违背了官场“论资排辈”的原则,与祖训不符。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祖训、杜绝官场地震,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和谈”的问题上,司马光却没有任何原则,他甚至愿意割让土地,不惜“以领土换和平”,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司马光想把王安石收复、苦心经营多年,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大家苦苦相劝,说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一个专业人士问一问,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他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向他询问。
史料记载,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这哥们儿抱着地图,就来找司马光了。
面见司马光后,张路摊开地图,指着这些地名,道:“大人请看,河湟一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一举切断了西夏与南方诸部的联系,让其处在三面的包围圈内。若失去了此地,不仅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还会使我大宋的西北地区处于危险之中。”
看完地图后,司马光恍然大悟道:“若不是您的意见,我几乎误了国家大事!”
从此,司马光再也不提割让河湟一带之事了,“与西夏重新议和”这个“四害”之一,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这个连地图都没有看过的司马光,就敢如此大放厥词、振振有词地要放弃土地,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好在,在割让土地这个问题上,司马光还算是“清醒”了一下。否则,历史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也不会得到“文正”的谥号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晚唐“牛李党争”,在毫无原则的氛围下,为了打击政敌,牛党领袖牛僧孺意气用事,下令不许出兵吐蕃(当时吐蕃在内战,机不可失),也不许接受吐蕃的叛将叛民。结果,此举造成了唐朝极大的被动(言而无信)和极大的损失(你不要人家,人家就怀恨回去,转过年打你),还成了牛僧孺一生的污点,被人口诛笔伐到现在。
可想而知,如果司马光真的割让了河湟之地,那就比牛僧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仅仅是司马光的污点了,应该说是他的罪行了,而且是永久的罪行! 一意孤行
史料记载,宋神宗病逝后没多久,西夏的大梁太后也病逝了。这个女人死后,西夏的惠帝李秉常再次亲征。
前面讲过,李秉常是一个坚定的“鸽派”,他根本不想与宋朝开战。而且,虽然西夏打赢了这两场大战,但是他们也损失惨重。于是,李秉常主动示好,请求与宋朝罢兵休战。
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他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与西夏重新和好。
至此,两国再不用兵戎相向。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次年李秉常病逝,其妻小梁太后垂帘听政,又开始讨伐宋朝),但不管怎样,当时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
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的问题,也要被提上日程了。
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
因为,有一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说什么也不让废除差役法。
这就是刚刚回朝的苏轼。
史料记载,经过了民间的“洗礼”后,苏轼已经变了,他已经从当年那个不了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一名知道百姓苦楚的好官了。在差役法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不应该废除。
于是,苏轼全力反对,而且在反对期间,还常调侃司马光几句。
他调侃道:“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这个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跟两个鳖互相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中之意,问道:“两个鳖,不能互相踢吗?”
苏轼回答道:“就是不能互相踢呀!”
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这是在嘲讽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举动,比作两个短腿互相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这个人,嘴太欠了!
被冷嘲一番后,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了起来。苏轼叹了一口气,说起了一件当年司马光干过的事情。
苏轼语重心长道:“相公还记得吗?当年,宋英宗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韩琦建议,要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组建一支‘义勇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当时,对于这件事情,您强烈反对,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司马光道:“是有此事。当时,若组建这么一支义勇军,确实能增加20万的兵力。但是,这些士兵根本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空有人数优势,却毫无作用,徒增伤亡罢了。”
苏轼道:“没错。后来的事情发展,全在您的预料之内。义勇军上战场后,毫无作为,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军的嚣张气焰。”
司马光道:“是的,若当年韩公听我一劝,也不至于如此惨败。”
苏轼道:“没错。你劝说韩公时,我就在现场。你劝说韩公的言辞,至今仍在我的脑海。当时,韩公不听您的劝,您非常生气。可如今,您当上宰相后,为什么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谏言,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记载,对于苏轼的这个问题,司马光只能“不悦而罢”。
后来,不管苏轼如何劝说,司马光就是铁了心了,非要废除差役法。
史料记载,见司马光根本不听劝说,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苏轼一边脱掉官帽,一边大骂道:“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
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唏嘘……
曾几何时,王安石当政,刚愎自用,凡事根本不听劝。为此,司马光气得咬牙切齿,送其一个外号“拗相公”。结果,司马光当政后,竟然跟王安石一个德行,最终也得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司马牛”的头衔。
拗相公、司马牛……得此结果,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还是那句话,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刘娥如此,宋仁宗如此,司马光、王安石、章惇、蔡京,还有无数的大臣,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苏轼。
书归正传,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正式废除了差役法。
得知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被司马光废除了,苏轼很是伤心。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加伤心,并因为伤心过度,最终郁郁而终。
这就是苏轼的好友、变法的开拓者——王安石。
王安石病逝
史料记载,废除差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府后,王安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确认无误后,他无奈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我和先帝反复研究讨论此法一年多,才颁布执行。此法考虑甚是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
说完,王安石气得往床上一躺,开始不吃不喝。不管谁劝,王安石也心里堵得慌,不想说话,不想吃饭。
在这种状态下,这位已经66岁的老者,生病了。
没过多久,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癸巳日(初六),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享年66岁。他带着自己的法、未完成的事业,去另一个世界了。
一代“奇才”,就此病逝。
关于王安石的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愁死的。
毕竟,人这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比亲眼看见自己奋斗一生的心血被毁灭,而更可悲、更可怜、更无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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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学问怎不如福泽谕吉管用

晚清中国,在学问上声望最高的官员,既不是科举落榜生袁世凯,也不是一生没留下一本像样著述的李鸿章,而是准状元郎、官至总督的清流领袖张之洞。
政见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进。品性上,清廉自律。学问上,著述颇丰。在很多读书人心目中,是官学双丰、时代大师级人物。

就政治派别而言,张之洞总体属于晚清洋务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务比李鸿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论水平也高于李鸿章。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多干吏,理论不成体系,而洋务派中唯一像模像样的文字东西,是张之洞作品《劝学篇》。
《劝学篇》主要写了什么?其中心思想可用书中一语概括——“中体西用”。何谓“中体西用”?张之洞在《劝学篇》阐述得比较清楚,即:在中国传统政体政教不变的情况下,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强国。
具体说来,什么是“中体”?那就是帝制儒教。坚持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坚持传统国家核心价值观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则主要指欧美“火器”,坚船利炮,先进的军事装备。
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他在国内圈了大量的粉丝。其中不乏一些学术达人。比如,张之洞帐下有个幕僚名唤辜鸿铭,是个翻译家,精通多门外语,号称学贯中西,但却是“中体”的坚定维护者。后来清廷被推翻后,他坚持不剪辫,以“小辫学者”著称。
辜鸿铭喜欢辩论,可谓张之洞手下的“首席辩士”。作为能言善辩的“文化怪杰”、香帅的拥趸,辜鸿铭不遗余力地为“中体西用”之“洞见”鼓吹,留下了不少辩论“佳话”,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访清国,南下拜会张之洞,香帅令辜鸿铭随同出席,并令辜将他的成就——儒教经典教材《论语》英译本送给伊藤博文。张之洞和辜鸿铭本以为,收到此礼的日本客人会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却对辜鸿铭一通抢白:
“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喜欢辩论的辜鸿铭并不感到难堪,顺势反弹: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听了,一时无言以对。
这段舌战辜鸿铭引以为得意的辩论胜例。伊藤博文虽然纵横天下,可辩才不及辜鸿铭。从形式看,的确是辜鸿铭占据了上风。但从本质上分析,辜鸿铭的辩词,却是明显的诡辩。把孔子之教与“三三得九”的算术混为一谈,有典型的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学,甚至不是社会科学,除了发挥教义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学的龙鳞。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并论?如果说孔子的理论是永恒的,那么坚持孔子理论两千年的中国应该长盛不衰才是,怎么被放弃儒教的蕞尔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呢?!
张之洞、辜鸿铭的“学问”到底管不管用,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甲午战争爆发前,身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对大清战胜日本非常乐观,“小日本、穷日本”是他的日本观。为此,他曾向急于求战的光绪皇帝提出不战而胜之计:“只要我们召回公使禁止对日贸易,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就会陷入穷境。用不了一年,他们就会不战自乱。所以我们强化海禁就够了。”
事后证明,张之洞之计,就是个笑话。
有人评价张之洞是个巧宦,劝学也不过是投机、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来,张之洞的劝学更像东施效颦。因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学者出版了同名书作《劝学篇》,二人“撞书”了。
不过,却不存在抄袭问题,而只是暴露水平问题。因为日本的这本劝学,不仅对东方国家学西方之本厘清,而且还把东方“人的近代化”说得通透。
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现行日本最高面值纸币:一万日元上的老人头——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比张之洞大两岁。出身士族。与张之洞不同,福泽谕吉虽是一位士人,却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没任什么官职,但这却成为露脸的事。因为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独立。
福泽谕吉的初学是汉学。他的父亲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汉学家。福泽谕吉出生时,父亲刚刚得到了一部名为《上谕条例》的汉籍,于是给他起名“谕吉”。福泽谕吉家学渊源,少年时除了《史记》《汉书》《战国策》之外,曾经读过十一遍《左传》。但最终他对汉学却“恩将仇报”。自青年时代开始学习“兰学”起,他就对汉学产生了疑虑,尤其25岁时游历欧美之后,就成为彻底的西学者。
1885年,五十岁的福泽先于张之洞十年,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见识之深刻后者望尘莫及。
比如对民权的认识,张之洞认为万万使不得:“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而福泽谕吉则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
还有对做官的态度,张之洞以为是青云之志,而福泽谕吉则认为,要紧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个人独立:“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福泽发表《劝学篇》时的日本虽处维新之中,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就是要给年轻人打个样,“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犹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他认定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把东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归结为孔子儒教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就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轻人能从这种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显然,福泽谕吉对传统儒教是持排斥态度的。他称儒学系东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脱离实际的学问”。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抛弃汉学与儒教传统,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说,“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实用知识就是洋学,即西方科学。他大力提倡学习的西洋科学,与张之洞不同,其科学含义并不局限于科技,而是涵盖社会科学,相比数理化,福泽对法学、社会学等西学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受他影响,明治政府维新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干。这个“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层建筑方方面面。
坚决不做官、做独立榜样的福泽谕吉将著书办学办报视为自己三大事业。如今有着“亚洲第一私立学府”之称的日本庆应大学,就是他在1858年时创办。现在日本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产经新闻》,也是由他在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合并而来的。
福泽谕吉的办学宗旨是“独立”。庆应大学的校训是“独立自尊、笔比剑强”。
他的办报方针依然是“独立”。“独立不羁、不偏不倚”是《时事新报》公布于众的办报精神。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日本维新时代,教育家、报人福泽谕吉发挥了点石成金作用,用他的书、学校和报纸,催生了一批“近飞日本”的青年精英。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第1606篇·壁虎——往事之七十一

壁虎俗称歇了虎子,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或华北地区的称谓,科学上算是蜥蜴的一种。可我从小认为墙上趴着的壁虎与草地里出没的四脚蛇根本是两类东西。壁虎一到夏天,城市的老墙上随处可见,尤其傍晚时分,这些看着不雅的爬虫就慢慢布满墙上,等待送上口来的美食。
 
     
 小时候观看壁虎捕食是纳凉时的重要节目,搬了凳子坐在空场,仰头观望。一般路灯旁边的老房山墙上壁虎最多,多的时候一面墙上趴着十余只乃至几十只壁虎,基本上静止状态,一旦移动也是手脚麻利地并用,闪电般地动一下,然后又静止伺机。
 
     
 我观察捕食壁虎有时候觉得是与其比耐心。壁虎的耐心超常,很多时候纹丝不动,一直到你盯得眼睛累了,一眨眼的工夫它不仅换了姿势还换了地方。壁虎为了生计,练就绝杀技艺时还练就了耐心。这是人所不具备的,人如果有个绝杀技艺,一般都没了耐心。
 
     
 壁虎最让我童年不解的是,它居然能在光滑的玻璃上行走。夏天在家里有时发现窗户玻璃上趴着一只壁虎,肚皮白白的,四爪如同人手。我在很近的距离隔玻璃观察过壁虎,五爪的手脚与人相同,只是人家的好使,有吸附力,在垂直平滑的玻璃上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没有任何担心。我小时候永远幻想自己也有这样一副手脚,能够飞檐走壁,除暴安良。
 
     
 由于壁虎的爪与人的手脚相似,又由于它经常三肢落地一肢扬起,老北京有一句俏皮话,叫歇了虎子掀门帘——露一小手。这句话不能细琢磨,尤其不能半夜去想,如果情景再现,真有点儿恐怖片的意思。
 
     
     
     
     
     
     
     
     
     
     
     
     
     
     
     
     
     
   2018.10.29晨


河北邢台发现清代《宋氏宗谱》手抄孤本

新华社石家庄9月20日电(记者 范世辉)文物工作者近日在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十里铺村村民宋地财家中发现清代《宋氏宗谱》手抄孤本,为唐朝名相宋璟的三十二代孙宋孟鄰于清代光绪甲午(1894年)夏续修,距今已有124年。

《宋氏宗谱》为线装手抄本,谱中墨书清晰,排列工整,楷书字体苍劲有力。封面写有“温阳宋氏家谱”,首页写有“光绪甲午年钞”等。其详细记录了宋氏宗族的渊源谱系。因年代久远,宗谱纸张发黄,封面陈旧,有的地方已经破损。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处长李恩玮介绍,宗谱记载了宋氏家族在明宣德三、四年修谱的情况及清乾隆年间沙河县令赴浙江奉化续修族谱的简要历程。宗谱中显示,宋氏根在山西介休,第十一代迁至邢州南和,又迁沙河。南和有宋璟庙,墓在沙河。宋璟为宋氏第十四代,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拜尚书右丞相。授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李恩玮说,这部家谱时空跨度大、保存完整、脉络清晰,能传承下来实属不易,对研究一代唐相宋璟有极高的价值。另外,此宗谱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家族文化也有重要意义。

[编辑:陈海峰]

原标题:河北邢台发现清代《宋氏宗谱》手抄孤本


台湾深绿媒体人炮轰蔡英文:她的性格毁了民进党

政论节目主持人李晶玉(左)、彭文正(右)。(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2018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溃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辞去了兼任的党主席职位,民进党内各派系改革声浪四起。近日,民进党内中生代共同举荐台当局“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登记参选党主席,引民进党骨干吴乃仁退党,并有传言卓荣泰参选是蔡英文指派。对此,绿营资深媒体人彭文正在脸谱网上以48字藏头文报怨,炮轰蔡英文“主席性格,毁了全党”。

卓荣泰近日登记参选民进党主席,却惹民进党骨干、“新潮流系”大老吴乃仁“退党退流”。据报道,跟“立委”段宜康有30年交情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居然力挺败选后杠上段宜康的卓荣泰,吴乃仁一怒为段宜康出气而退党。但段宜康说,卓荣泰只是传达“雷霆之怒”,是否暗指蔡英文?引发外界联想。

彭文正15日在脸谱网(facebook)发了一首藏头文,“自作主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没剩几席还想私了瞒天过海,兵临城下性命交关全力以赴,高高在上格格不入朋党比周”,内文还贴心地用红笔圈出8个字“主席性格,毁了全党”,显然对蔡英文有强烈不满。

对此,网友纷纷在彭文正脸谱网留言支持,“成也小英,败也小英!”“捞混骗出包”“剉屎文!绝对要在台湾清除!铲除掉!还要追究她诈骗刑责”“支持你狠狠的撕掉那张懦弱、自私、独裁旳假面”。(中国台湾网 贾若澜)


争夺市值74亿的血浆公司 浙民投与佳兆业再度翻脸


罗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董事会控制权,到上市公司旗下唯一产生收入的子公司控制权,地产商佳兆业在振兴生化的争夺利上从未放弃。

12月16日晚间,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000403.SZ)发布公告称,公司于12月14日(周六)召开紧急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撤销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的议案》及重新任命广东双林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7个议案,

振兴生化第二大股东佳兆业(01638.HK)旗下子公司航运健康派驻的三名董事均投出反对票,第一大股东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浙民投”)旗下基金派驻的四名董事投出赞成票,全部议案通过。

所有议案均围绕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称“广东双林”)控制权展开,浙民投控制的董事会称,由佳兆业控制的广东双林董事会,于12月14日无正当理由擅自罢免该公司总经理朱光祖,严种影响正常生产运营,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还将对广东双林正在进行的GMP证年检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广东双林是振兴生化旗下唯一产生营业收入的子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4.27亿元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0.87亿元。广东双林旗下的13个单采血浆站几乎是上市公司最核心的资产,这也支撑着振兴生化当前达到73.51亿元的市值。

第一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无法控制旗下唯一产生收入的子公司,这种现象是由于浙民投2017年末以要约收购的方式取得振兴生化22.61%股份的同时,佳兆业以收购方式从原第一大股东手中取得22.61%的股份,并先于浙民投控制了广东双林董事会,以及占据上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职务。

浙民投和佳兆业的控制权之争一度焦灼,直到2018年5月2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了新的董事会成员任职,自此浙民投与佳兆业达成“城下之盟”:浙民投以4名董事控制董事会,佳兆业提名3名董事但占据管理层职务,控制权纷争以这样的方式歇战。

彼时,浙民投方面发布致股东书称,董事会成员的重新履职,“标志着浙民投团结全体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改善公司治理、提升公司经营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浙民投还总结了振兴生化错失发展的黄金十年,并提出了公司未来发展路径。

“蜜月期”内,浙民投与佳兆业组成的董事会推进了诸多事项,其中包括摘除振兴生化“ST”的帽子,但和平的日子很快过去,围绕着广东双林控制权的争斗最终上升到董事会层面。

针对浙民投主导的紧急董事会议案,佳兆业方面派驻的振兴生化董事、总经理罗军在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中表示,撤销过去广东双林股东决定的议案不属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范畴,解聘广东双林总经理朱光祖属于广东双林董事会职权范围。

罗军在公告中还透露,朱光祖作为广东双林研发总负责人,在公司研发立项及实施上存在过失行为,“上海子公司多个研发项目失败,其中与第二军医大合作项目中涉及的两份合同签订存在重大过失,且第二军医大为其母校,研发负责人为其同窗同学,研发经费使用无计划和节制。”

朱光祖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是广东双林的创始人之一,在广东双林脱离部队的过程中,时任广东双林副总经理的朱光祖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三九集团,说服其收购了广东双林。后来三九集团破产,广东双林被卖给了“煤老板”山西振兴集团——即出售股份给佳兆业的振兴生化原第一大股东。

佳兆业提名的独立董事刘书锦在公告中表示,“本人于12月14日20:15 电话接到董事会开会通知,20:17入微信群看到全部议案,20:30 即接到董事长要求立即表决,否则视为弃权。”他认为“议案提出纯属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缺乏事实基础,严重违反了董事会召开的议事规则”。

双方的焦点围绕当年佳兆业取得广东双林董事会控制权,是否合法合规。浙民投派驻的董事认为,原振兴生化董事长做出修改广东双林公司章程、改选董事会的股东决定与上市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大会职权及决议方式冲突,且上述决定并未公告。

但佳兆业派驻的董事认为,目前振兴生化董事会无权撤销当年的股东决定,应当是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而佳兆业方面人员在广东双林的任职,符合广东双林当时的公司章程。

对此,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宋一欣认为,从上市公司流程来看,全资子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占主营业务收入大的子公司的董事任免及章程修改,需要进行公告;而任免及修改的有效性则需依据章程,符合章程约定则有效,无约定则只能依法定或推定。

这场从子公司的控制权纷争已上升到上市公司董事会。12月17日,振兴生化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成员换届议案,选举黄灵谋、袁华刚、郑毅、罗军为非独立执行董事,前两者为浙民投提名,后两者为佳兆业提名。但浙民投提名的独立董事张晟杰、余俊仙获得通过,而佳兆业提名的独立董事刘书锦未获通过。

这意味着浙民投在独立董事刘书锦对前一晚董事会决议发表反对意见后,将其排除在了董事会之外,也意味着董事会权力天平将进一步向浙民投倾斜,后续选举管理层的董事会会议中,佳兆业此前占据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职务也或将变化,届时佳兆业彻底处于被动状态。

此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变动的人员还有黄灵谋取代浙民投总裁陈耿成为非独立执行董事,其向上市公司提供的简历显示,1994年1月-2018年5月,黄灵谋一直在国泰君安任职,最高职务至国泰君安营运总监。

但黄灵谋后续提交给上市公司的离职证明则显示,黄灵谋在国泰君安任职一直到8月13日;中国证券业执业注册信息公示中,黄灵谋的证书状态也直到12月13日方才变更为“离职”。

陈耿、袁华刚同样有在国泰君安任职的履历,1994年的“君万之争”中的主角君安证券后续重组为国泰君安,陈耿从2004年-2014年的十年时间出任国泰君安总裁,此后因“裸官”事件辞职,陈耿于2015年4月,出任“浙民投”总裁一职。

浙民投由八家浙江实力型民营企业发起,实缴资本50亿元;2016年底,浙民投进入振兴生化前10大股东之列,持股2.4%,为振兴生化的第三大股东。半年后,浙民投启动对振兴生化要约收购。

由此看来,地产商佳兆业与浙江金融资本的斗争仍然在继续,更多详情可阅读界面此前报道《又一次“野蛮人”敲门 煤老板与浙民投决战ST生化》、《多番争斗后 佳兆业与浙商共掌ST生化》。

(本文来自于界面)


穷孩子考上北大然后呢?原生家庭是否会困扰他

原标题:考上北大,然后呢

2013年8月31日,北京大学,一名大一新生在北大迎新“绿色通道”内领到了爱心礼包。视觉中国供图2013年8月31日,北京大学,一名大一新生在北大迎新“绿色通道”内领到了爱心礼包。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8月30日,北京,120岁的北大在清晨秋雨中迎来了首批00后“萌新”。视觉中国供图8月30日,北京,120岁的北大在清晨秋雨中迎来了首批00后“萌新”。视觉中国供图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接通知书前,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扬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

“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大家“学着摄影、化妆、听音乐会”“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起来”,“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体包围,面对镜头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

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考上北大也没什么”。他仍相信,勤奋能改变一切——被北大录取后,他立刻买了成套的雅思教材,堆在狭窄的住所里。

邓风华希望崔少扬意识到,有一些“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北大的样子,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他不爱说话,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山路。下雨时泥会糊满脚,回家要赶紧刷鞋。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和饲料、铁锹堆在一起,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拍在脸上,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赚点路费。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平谷不错,和咱老家差不多。”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Word、Excel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或者是江苏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云流水,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还是“很紧张,觉得自己很差”。

徐森学力学,用他的话说,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上海交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一项研究显示,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邓风华参加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不敢主动发言,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说家庭不易,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和那个“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他记挂着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农村朋友。两人刚到北大时,一起去中关村买电脑,对方开朗地笑,说自己要做大事;等大二再见时,对方胖了很多,成绩也不好;大四临毕业时聚餐,对方苦笑着,“滑到底了”,同班同学很多出国,他回老家“随便找份工作糊口”。

邓风华也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件糟心的事。可仔细想想:自己5岁时被塞进姐姐的班级,每天来回走十几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10岁时住校,和40多个同学用一盆水洗脸;高中时说要考北大,父亲大笑着说,“你看看你家门前的山,你能考上吗?”

可真到了北大,即使他自己不想,外界也会告诉他,他们有差距。在他大一时,辅导员找到他,和蔼地建议,可以打网球,“这样能更好地融入同学”。

邓风华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他们确实是不同的。

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凌晨6点搬砖,崔少扬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儿了”。

崔少扬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辈子驻守农村的孙少安为目标,因为“他对家有担当,有守护”。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赚钱,还欠着债。为了凑够他去北大的开销,父亲这个夏天拼命干活,生怕下雨。崔少扬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干10多个小时,还坚信学习也是“守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是毛坯,卧室里没有书桌,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孩子们上学,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掰好后拿回家熏蒸,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烟气四散,熏得人睁不开眼,身上沾满烟油,衣服会黏在一起。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去县城当初中教师,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儿子出息,愿望水涨船高——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更安稳了。

这想法一直未变,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养猪,农闲时去搭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说,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种地(我)要哭了”。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稀里糊涂来了北大。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是“稀里糊涂”上北大的。他是理科生,公布成绩后,最钟爱的专业是北航的飞行器或者同济的土木工程。可他们高中学校从来没出过北大的学生,校领导找他谈话,老师也求他“冲一冲”。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来北大学了冷门的小语种。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他将目光投向课外生活,参加了不少社团。觉得这样离大家“都想要的那种生活”近些。

“那个蓝图是好的。可其实根本不适合你。”凌雄大一大二严重失眠,加倍地焦虑。

他还忙着创业赚钱。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他想富裕起来。可他发现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创业点子,要不一下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并不靠谱,要不就是被人提醒类似的项目早已有了。即使遇到一些感觉能赚钱的好项目,有的同学能拿出5万元投资,可他没有这种闲钱。

最终,他在大学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他借钱4万元买进茶叶,想卖给学校组织的会议和附近的餐厅。如今这些茶叶全部堆在家中,他不仅未能赚钱,还欠了债,父母帮他偿还了部分欠款。

邓风华说,过去相信成功学,觉得“不成功都是不努力”,可后来,他发现似乎还有一些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他在这种力量下觉得迷茫——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比如“要出国”“做很厉害的事”,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崔少扬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换来了这个夏天家里更多的笑容。他在高中时也设想过大城市的职场生活,可想象力有限,实在想不到白领的日子是怎样的。相对确定的只有本科毕业就工作,好为家里赚钱。

邓风华的想法是慢慢改变的,老家一个早早结婚的伙伴喝农药自杀,邓风华不顾家人的阻拦去他的坟前祭拜,想不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死。

后来,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农民工的儿时同学。对方和他说,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没攒下什么钱。如今工厂机械化,机器人取代了人,工资变得更低,他最近失业了。同学认真地问邓风华:“你学习好,我从小有问题就问你;现在你都在北大了,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邓风华想了很久,给不出答案。

在北大,有很多外力拉这些农村孩子一把。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北大的各类资助已能覆盖在校学生的基本需要,目前是进一步提供“非经济支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在陈征微看来,差距客观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比如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第一次谈成了合作——将留学生和英语口语能力欠缺的受资助学生们匹配,每周聚餐,给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

去年,她在资助中心“燕园携手”项目下,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学妹结成匹配对象,带学妹吃饭,绕着未名湖散步,给学妹学习上的建议,眼看着学妹从刚入学的胆小、害羞,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北大的生活总有退路。徐森内向,和别人玩不来,就埋头学习,因为“做物理本来也不需要社交”。他大二就去留学机构了解出国花销,发现仅仅是写申请文书就要收费3万元,加上考试培训和出国后更庞大的开支,自家“把房子卖了也拿不出”。结果他最终没能在硕士阶段留学,而是留在本校读研,打算到博士后阶段再公派出国。

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她原本有机会留在本校读研,可一年的学费要2万多元,而去另一所“双一流”高校,不但学费减免,还有可观的奖学金。她的父亲劝她继续留在北大,她说自己“不想再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了”,把电话那头的父亲噎得说不上话。

“我们作选择,很难不计成本,要考虑性价比。”严泽说。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放弃部分社交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舒服,很容易忘记困境。”这句话邓风华的理解是,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凿开缝隙。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长的地方。他回山里做访谈,发现很多小孩不自信。一些家长觉得孩子考大学不切实际,更何况“供一个孩子要10万元,要是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就赔了”。对于从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这种感觉他熟悉,自己读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对,姥爷把父亲叫过去,说“读书花钱不如把房子修修”。

“即使现在,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邓风华反思,自己家虽然穷,但父亲重视教育;可就在临近的村镇,一些家庭还坚信“穷就穷到底,政府好管理”,他们指望政府发钱养活,并不鼓励孩子读书。

在他看来,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这种局限。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可在他看来,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自己可能只是“走运到祖坟冒烟”。

在他家,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内,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

体校没有围墙,一天上5节文化课,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平时上课也没人管,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父亲想给女儿转学,可又缺钱,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可农村信息闭塞,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上万元。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就让她辍学。摆了几个月的小摊,她“心里空落落的”,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去登山、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农村仿佛不存在。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自我奋斗”的表达。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到家乡,去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一个月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

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了解她们的生活。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土坯房,刚2米高,阴冷又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他那时在县城读书,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尽可能多给他肉。当时他又黑又瘦,胡子拉碴。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变白净了,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对方淡淡的,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一个城市人了”。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 “小学时,老师嫌他年纪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逼他们收。现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邓父叹着气说,忧心儿子心气高,其实能像女儿一样,当个教师,朝九晚五,安安稳稳就最好。

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大四这年,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去的路上,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聊综艺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班里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没人回答;一个月,还是想不出;一年,依旧是沉默。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爷爷死了,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

返程的列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偶像被忘在了脑后。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责任编辑:黄晓冬


解密专业33期:学小语种 去更大的世界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小语种人才需求呈井喷态势。人才供不应求导致薪资水涨船高,很多考生头脑发热报考小语种专业,却没选好适合自己的那一种,或是学习枯燥中途放弃,或是就业冷门无人问津。

报考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学习小语种?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小语种专业呢?本期解密专业带您了解小语种专业。

本文为新 浪高考原创稿件,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Part1 专业介绍

英语以外的外语类专业统称“小语种”

全世界5000余种语言中,除去英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以及阿拉伯语等6种联合国通用工作语,其余统称“小语种”。 而在我国的高校招生中,大家习惯性把除英语外的外语类专业统称为“小语种”。

目前,我国开设小语种专业的高校很多,语言类别多达到30余种。在这些小语种,常年招生的有十多个,其他语种则是隔年或数年才招一次。

中国的小语种专业一般在外国语言文学类(050200)下开设,主要有涉及两大语系:欧洲语系和亚非语系。欧洲语系主要包括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亚非语系包括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

为了满足“一带一路”的人才需求,不少院校针对性地开设了相关语种。例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2018年新增了4个中欧一带的语种,分别是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斯洛伐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

通常,大学不仅有精读、语法、口笔译、写作等等课程,还开设语言的发展历史,相关国家的背景文化,外文文学等课程。学生还将学习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政治等课程,把工具性的语言运用到具体的产业领域中去,培养综合能力。

难学,痛并快乐着

选择小语种,可能意味着你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语言,它的“长相”与英语字母相去甚远,发音方式与汉语也有很大区别。

阿拉伯语是公认的最难专业:辅音体系异常复杂,名词分各种阴阳性,一个动词14个变位,字母造型飘逸……更要命的是,在课堂上学的是标准语,如果真到阿语国家工作,还面临着适应各种方言的困难。

我们整理了网传小语种专业难度排行榜,供考生参考。网友表示,俄语和德语紧随阿拉伯语,也是非常难学的语言;而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算是相对简单的语言。

 网友整理的小语种专业难度排行榜,由高到底难度降低 网友整理的小语种专业难度排行榜,由高到底难度降低

很多孩子上大学之前并没接触过他所学的这门外语,生活中又缺乏语言环境,背单词到吐血,期末考试通宵复习。花了数倍于别人的努力,成为国内少有的外语人才,将会收获完全不一样的成就感,所以有意向的考生千万不要望而却步哦。

学生少,男生更少

小语种专业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数少,一些冷门的“小小语种”更是堪称孤独。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瑞典语专业,每4年才招收一届学生,屈指可数的学生都是“独苗”,没有学长学姐。

外语类的专业需要大量背诵记忆等,这恰好是女孩子的强项。因此小语种专业的女生比较多,有些班级甚至全部是女生,仅有的一两个男生会成为全校的重点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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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好好打扮 到底有多重要

身边有些妈妈,把精心打扮自己的孩子,看作是育儿的一大乐事,每天乐此不疲地给孩子搭配衣服,颜色一定要相称顺眼,款式一定要落落大方。

也有不少妈妈,自己不打扮就算了,也疏于给孩子打扮,甚至认为孩子还小,吃饱穿暖睡好才是正经事,每天花那么多功夫打扮,这是要给谁看呐?从小就让孩子爱美,就不担心ta变得越来越虚荣吗?

但其实给孩子打扮,和鼓励孩子追求美,跟虚荣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外在美和内在美,并不矛盾

重视外表,绝对不等于忽略内在。

网上曾经有个非常火的段子说:“最怕的不是别人比你优秀,而是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好看。”

在这个颜值就是实力的年代,最优秀的人,往往内在与外在兼优,气质与学识并存。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往往从内到外散发着自信的光芒,光是气场就能秒杀不少人。

说到这,有些妈妈可能要反驳了:“从小就让孩子臭美就是不正经!得把心思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乐妈想说,难道让孩子从小灰头土脸,邋里邋遢地,就能让ta更聪明、更优秀、更有自信?

显然不是!

孩子踏入社会以后,能不能赢到更多的机会,除了要有知识傍身,更需要有一个得体的仪表。同一个竞争机会摆在面前,在大家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毫无疑问那些仪表得体、气质优雅的人更能赢得他人的青睐。

而那些从小就被“心灵美才是真的美”这种观念洗脑的孩子,踏进社会后才坑爹地发现:外表不美,别人压根没兴趣了解你的“内在美”!

别让你的孩子,因为邋遢的外表而丢掉了体面

好好打扮孩子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孩子过得更体面。

曾经25岁的杨澜,在最落魄时,领悟了这个道理。

“你这个毫无素质的中国女孩!滚出我的家!”

纽约冬天的深夜里,25岁的她,在异国他乡里,就这样被房东吼骂着,赶出了家门。

起因是,洗完头发的她,坐在床上,一边吃面包卷,一边翻看报纸。这很是违反了房东原则。

房东莎琳娜太太是一个爱美却很苛刻的中年女人。

如果不穿戴整齐,就不准进入她的客厅,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必须涂口红,不可以坐在床上吃东西。。。这些都是她所谓的原则。

可在此之前,杨澜几乎从不打扮自己,更别提涂口红。

况且,二十五年来,她的妈妈一直告诉她,一个人的成绩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以貌取人。

白天的面试官,竟然以个人形象和简历不相符,而拒绝了她,这简直是对她二十五年人生观的侮辱。

如今的杨澜,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精致与优雅的气场,充满自信的笑容,也常常让人如沐春风。

正如她所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丰盛的灵魂。

我以前也不那么在意孩子的穿着,觉得要从小灌输给孩子一种观念:外表不重要,关键是内在。

有天女儿放学时,缠着我要买一条冰雪奇缘系列的裙子,想着就满足她心愿吧,就带她去商城,第一次给她买了一件特别漂亮、镶有蕾丝边的冰雪奇缘公主裙。她兴奋得呀,在我脸上亲了好几口,一整天都穿着裙子在镜子前比来比去。

第二天还穿着去幼儿园,放学回来后,她雀跃极了,信心满满说:“妈妈,今天同学们都夸我裙子非常漂亮,问是从哪里买的?”

我才意识到,孩子虽小,但也很意别人的看法的。

孩子会本能地希望身边的人欢迎自己、关注自己、喜欢自己。

而一个得体优雅的孩子和一个邋遢随意的孩子,从周围环境中得到的回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孩子以漂亮大方的形象出现在人群中,ta就能获得人们更多的尊重和关注。如此一来,孩子就会更热爱沟通,更善于表达,有更多愉悦的情绪体验。

相反,如果孩子的外表邋遢、衣着随意、不修边幅,ta会更多地体会到周遭环境的冷漠,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害羞、越来越自卑,久而久之甚至会害怕受到人的关注,宁愿安静地躲在角落里不说话。

所以说,将孩子打扮得精致一点、好看一点,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一个人,而是为了让孩子更自信,更勇于表现自己,获得更多人的尊重,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拥抱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好好打扮孩子,还能让孩子对美有更深的认识,对生活有更积极向上的态度。

审美要从小抓起,孩子容易赢

有的妈妈可能要说了:“我现在不打扮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再打扮ta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审美敏感期。

孙瑞雪在《捕捉儿童敏感期》中说:实际上成人的气质是由儿童期间的审美导致的,童年的审美奠定了人一生的审美倾向和生活品质。

也就是说,孩子长大后,ta审美水平和层次已经形成,再想做出改变,已经很难了。

打个比方,有的人就算穿一件几十块钱的T恤,也能穿出大牌的感觉。但是也有的人,即使穿名牌衣服,戴名牌首饰,却给人一种很廉价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审美能力对一个人的影响。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是个秀外内中的人,那么从ta小时候开始,你就要注意培养ta的审美能力了。

作为父母,希望我们在引导孩子拥有有趣灵魂的同时,也能鼓励培养他们去展示好看的皮囊。

与所有妈妈和孩子们共勉。

本文来源:太平洋亲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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